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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成果

【劉維芳】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協商對話機制的歷史考察

作  者
劉維芳
發表/出版時間
2015年07月14日
學科分類
政治史研究
成果類型
論文
發表/出版情況
中共黨史研究
PDF全文

  〔摘要〕“雙周座談會”是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種工作制度。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國政協共舉行了114次“雙周座談會”。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雙談”停止活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雙座”傳統得以延續。中共十八大后,全國政協在繼承“雙談”傳統基礎上,創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使“雙談”重新回到中國政治舞臺。“雙周座談會”及與之相關的協商對話機制,作為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凝聚共識、共商國是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在新中國發展的不同時期為國家各方面建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也見證了新中國統戰工作的歷史變遷。 

  〔關鍵詞〕人民政協;雙周座談會;統一戰線;民主黨派; 

  “雙周座談會”(以下也簡稱“雙談”)是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種工作制度[1],是中國共產黨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的一種方式。19504月到19667月,全國政協共舉行了114次雙周座談會[2],對協調統一戰線內部關系,促進各黨派團體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雙談”停止活動。197912月,鄧小平親自批準了全國政協機關黨組關于舉行“雙周座談會”問題的報告,使“雙談”傳統得以延續。[3]中共十八大后,全國政協在繼承“雙談”傳統基礎上,創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使“雙談”重新回到中國政治舞臺,并成為政協協商民主的經常化平臺和重要品牌。 

  當前,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相關資料多限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等媒體的報道,以及《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相關大事記、相關領導的文集文選及回憶錄、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許論述,能夠找到的專門研究成果屈指可數[4],系統的研究尚未發現。而通過對“雙談”的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其伴隨新中國歷史變遷所經歷的命運起伏,而且有助于了解與其相關的人民政協地位的發展變化及新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革。為此,筆者不揣淺陋,在廣泛搜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試圖對建國以來“雙談”這一制度確立、停止以及重啟的前前后后進行系統梳理,并對重啟后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與建國初期的“雙談”進行比較,總結異同,以期對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國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雙談”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起,中國共產黨就有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協商合作的傳統。在抗日戰爭時期,民主黨派及無黨派同共產黨合作,共同為堅持團結、抗戰、進步而努力。抗戰勝利后的舊政協和國共和平談判期間,他們又同共產黨一起為實現和平、民主而共同奮斗。解放戰爭后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公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5],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公開宣布接受共產黨領導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因此,共產黨更有條件和必要繼續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繼續合作下去。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初期錯綜復雜的形勢和繁重艱巨的任務,也“要求我們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我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愛國人士和海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徹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共同奮斗”[6] 

  1949921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此后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責定位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包含: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時,《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并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7] 

  為了使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合作的傳統和做法規范化、經常化1950314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工作會議,章伯鈞、史良等人提議,應該經常舉行各黨派間的座談會,以溝通思想,對政策時事、統一戰線工作交換意見。意見一提出,當即得到與會者的積極響應,并形成決定:“舉行各民主黨派座談會,每兩周一次”,[8]座談會定名為“雙周座談會”。[9]該制度以參加政協全國委員會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為主體,每兩周舉行一次時事政治座談會。主要目的是溝通思想,就時事政治和統一戰線工作交換意見。1950921日,全國政協通過了《雙周座談會暫行組織辦法》(草案)。《辦法》規定了“雙周座談會”設立的目的是“聯合各人民團體為交換有關思想、政策、時事及統一戰線工作意見”;座談會的參加人員:分為當然參加,自愿參加及臨時邀請參加三種;參會人數“以住京者為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團體出席雙周座談會代表之人數,經各參加單位協商決定,但每一單位至多不超過五人”;雙周座談會的主席,由總部在京之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依政協次序輪值。[10]座談會每兩周開會一次,由輪值主席召集。座談的題目于前一次座談會決定等。[11]《辦法》為“雙談”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據。 

  作為政協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雙談”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協參政議政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504“雙談”召開第一次會議到19667月停止活動,全國政協舉行“雙周座談會”共計114[12]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19504月到19546月,共召開座談會55[13]。這一時期,人民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項協商制度,“雙談”主要圍繞《共同綱領》所規定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14]開展活動。結合當時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雙談”主要進行了以下主題的座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亞太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情況等。此外,針對統一戰線工作情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圍繞加強思想改造等方面問題進行座談,交換意見等。“雙談”歷史上討論最熱烈的一個主題是朝鮮戰爭。從195078月開始,雙周座談會曾討論過八九次朝鮮戰爭的問題。羅隆基提出,各民主黨派應發表一個聯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黨派共同的立場,都支持援助朝鮮,另一方面拿出具體的意見提供給全國人民,讓大家明確知道該如何援助朝鮮。羅隆基的發言,得到了陳劭先、藍公武等人的支持。1950114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反對美國侵略朝鮮,推動了全國性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15]195464日,“雙周座談會”座談了關于日內瓦會議問題后便暫時中止了活動。1955415日召開的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16] 

  第二個時期:195712月到19584月,共召開座談會11[17]。以19549月一屆全國人大的召開為標志,人民政協完成了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歷史任務。雖然政協不再是國家權力機關,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團體,而是黨派性質的統一戰線組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195758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參加的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座談會上,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提出建議,希望“恢復雙周座談會”,以此來密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這個建議,在第二天的座談會上,得到各黨派領導人的一致贊同,并推定張執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羅隆基(民盟)、譚志清(民建)、許廣平(民進),黃琪翔(農工民主黨)、嚴希純(致公黨)、茅以升(九三學社)、李純青(臺盟)等九人負責籌備。由于《雙周座談會暫行組織辦法》規定了一個廣泛的參加人員范圍,據195112月的統計,一次座談會參加人數最多時有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時間內,200多人顯然無法深入交換意見,更無法就各種問題展開討論,這樣的會議更類似于報告會。這與座談會最初的創立初衷不相符,以至于最后對《雙周座談會暫行組織辦法》進行了修改。“雙周座談會”改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中共領導的共青團、婦聯、工會等人民團體不再派代表參加。[18]61日在各黨派領導人的座談會上,正式決定以后改為每周舉行一次座談會,性質和內容,與以前的“雙周座談會”相同。[19] 

  1957年起,由于“左”的錯誤路線的干擾,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做法流于形式,民主黨派無法通過參政議政發揮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作用。“雙談”的內容也由第一階段討論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轉變為對民主黨派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關于“反右”斗爭、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和民主黨派整風問題。如:在19571214日、18日、28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關于全國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和民主黨派內部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1958110日至24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雙談”連續舉行了4次會議,討論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如何開展整風的問題,并討論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處理黨派內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和《對96名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的草案。隨后在227日舉行的“雙談”擴大會議上,協商討論并原則通過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在各個民主黨派內部進一步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草稿)》。[20]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會上說:“要通過整風掀起一個自我改造的運動,來一個自我改造的大競賽,在立場上和思想上來個大躍進。”[21]19584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雙談”組織兩次交心運動的經驗交流會,除由一些人匯報個人交心的經驗和體會外,會上還號召大家要“再接再厲,交深交透”,“徹底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對交心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2]1958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隨后又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這種形勢下,1958年下半年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委員和各界民主人士參加勞動鍛煉和去外地參觀工農業生產“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時,也都強調要學習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干勁和創造精神,加速進行自我改造,從而加深了他們的緊張情緒,政協的日常活動也因此出現了低潮。19585月到19601月,“雙周座談會”再次停止活動。 

  第三個時期:19602月至19667月,共召開座談會50[23]。“大躍進”后期,中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經濟形勢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在對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業者的關系上,提出“一張一弛”的方針,主動采取措施緩和與他們的緊張關系,強調要著重推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技術革命的實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同時,中共中央開啟了分期分批給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并且在副食品供應和精簡、下放方面給民主黨派、無黨派及工商界人士予以照顧,并為知識分子“脫毛加冕”。上述措施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此前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緊張關系。在19591216日到1960218日召開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工商界聯合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通過大、中、小型各種會議的形式,廣泛座談,暢所欲言,對工商界當時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取得了比較一致的人士。鑒于當時國內外緊張的形勢給代表們帶來的壓力,李維漢向建議會議采用“神仙會”[24]的方法,以解除顧慮,開好會議。19602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并同民建、工商聯領導人舉行了座談。劉少奇就工商界存在的幾個具體問題,如定息、高薪、年老體弱退職退休、病假工資等問題,闡明了黨的政策[25],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顧慮。這次會議,也可以看作是再次重啟以“雙談”為代表的協商對話機制的序幕。 

  1961114日至18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隨之轉入調整階段。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又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黨和國家政策方向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政協工作及“雙談”的主題。這一時期“雙談”討論最為集中的是“神仙會”及“雙百”方針問題,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為右派摘帽問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等。代表性的會議如下:(一)討論“神仙會”及“雙百”方針的有關問題。如:從1961112日到225日,舉行了6次座談會,座談了“神仙會”的意義、作用、經驗,和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等問題。[26]當年5月舉行的座談會再次肯定“神仙會”方式是我國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種有效方式。[27](二)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如:1962531日舉行的座談會,交流了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舉行中央會議的情況,談到統一戰線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的新形勢和民主黨派的任務問題;談到如何進一步活躍民主生活以及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問題;還談到如何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國家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問題。[28]628日舉行的座談會,分析了統一戰線形勢,進一步闡述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說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等。[29]712日舉行的座談會,就進一步加強民主黨派工作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30]三)為右派摘帽問題及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1961921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對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1963221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協商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名單。[31]425日,“雙談”會談論“新五反運動”問題。[32]59日,“雙談”會繼續談“新五反運動”。[33]196413日和9日,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了兩次座談,著重討論如何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34]196435日和6日的“雙談”,交流了在各民主黨派中央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和組織“讀書會”的情況和經驗。(四)經濟問題及其他:1961511日,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用“神仙會”的方式,對黨的文化教育、醫藥衛生政策進行了學習和討論,對文化教育、醫藥衛生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見、問題和建議。[35]1962614日召開的座談會上,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胡子昂談到了工商界工作的情況。1963712日,“雙談”會漫談農村工作決定。[36]1964727日、29日,座談會協商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的提名原則。19651015日、16日,座談了“備戰、備荒、為人民”問題。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會上就國內外形勢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問題作了講話。196678日、9日,座談會討論了關于“文化大革命”問題等。[37]可見,隨著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變化,“雙談”主題也由新中國成立初期鞏固政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變為加強統一戰線本身建設和討論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一些問題:如為右派分子脫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等。 

  這一時期,廣東、福建、山東、山西、陜西、甘肅、江蘇、浙江、遼寧、云南、上海、湖北等省及重慶、成都等地的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分別舉行了多次“雙談”,座談國際國內形勢和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統一戰線的正確理論、政策和工作,迫害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宗教界愛國人士,使我國統一戰線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政協系統成為“文革”的“重災區”。為了保護政協機關免受紅衛兵沖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政協全國委員會于19668月停止辦公。雙周座談會”也因此停止活動。 

  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雙談”傳統的延續 

  197611,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委員列席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聽取關于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報告,并進行熱烈討論,由此,人民政協開始恢復工作 “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興,黨和國家面臨“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1978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鄧小平當選為新一屆政協主席19796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做了題為《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的講話。在講話中,他全面分析、闡述了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和由此帶來統一戰線內部結構的深刻變化,對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性質、對象、范圍、方針和任務,以及人民政協地位和作用等問題作出科學論斷。這篇講話成為指導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綱領性文獻。1982年,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作用被莊嚴地載入憲法198912,中共中央制定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38]1993年又通過修改憲法,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序言,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所體現的協商民主得到憲法的認可和保障。199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轉發《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首次提出人民政協“三個是”的性質定位,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39],揭示了新時期人民政協地位和作用的發展變化。 

  這一時期,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就國家大政方針積極建言獻策,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19785月思想政治戰線開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部分委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愛國人士近200人進行了學習和討論,并認為:檢驗一種理論、一條路線、一個方針、一項政策是否正確,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是根本不考慮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以“本本”、批示、講話甚至被歪曲了的話為依據,照抄照轉,“句句照辦”。[40]通過學習討論,對于肅清林彪、“四人幫”在統一戰線方面的不良影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1019日,鄧小平在政協和中央統戰部為各民主黨派舉行的招待會上講話指出:“目前,在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知識分子、專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積極作用上,還存在不少問題,他們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還有一些困難,需要經過調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決。希望各民主黨派協同黨和政府,共同努力,把這項工作做好。”[41]根據小平講話精神,政協各組和有關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從當年10月下旬開始,分別邀請在京部分黨派成員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開了24次座談會,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性問題建言獻策。[42] 

  在此背景下,重啟“雙談”也納入了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當年12月,鄧小平親自批準了全國政協機關黨組關于舉行“雙周座談會”問題的報告,使中斷13年的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得以恢復。[43]只是此后的座談大多已不再以“雙周座談會”命名,而一般根據座談會內容命名,或被稱為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等。 

  新時期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渠道逐漸增多,內容亦趨豐富。以內容而言,既有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統一戰線內部關系問題,也有不少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重要問題。198011月至19811月,政協全國委員會先后舉行主席擴大會議、副主席座談會、有關工作組座談會,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兩案的審判問題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判決問題進行了討論。1982615日至7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又連續舉行7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改草案專題座談會。[44] 

  縱觀這一時期全國政協等召集的座談會,還主要圍繞以下主題展開:(1)關于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工作,總結交流地方政協工作的經驗,推動政協工作的發展。如,19841117日至27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聯合召開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統戰、政協工作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談了國內外形勢問題、統一戰線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問題,充分發揮人民政協、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僑聯、臺聯的作用問題等,并呼吁全黨都要重視和加強統一戰線工作。[45]1986220日至27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全國地方政協工作座談會,會議交流了新時期地方政協工作的經驗,討論如何進一步開創人民政協工作新局面問題。[46]2001123日至6日召開的全國地方政協工作經驗座談會,議題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總結交流地方政協工作的經驗,推動政協工作的發展。[47]2圍繞國家經濟發展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如1979914日至21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座談會的中心議題是關于調整部分農副產品的購銷價格和提高部分職工工資問題、加速農業發展問題以及總結建國以來的工作問題。19791225日至27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主要討論中國工業交通生產形勢問題。[48]199852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就東南亞金融危機情況下的中國經濟形勢和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座談。[49]3)圍繞國家科教文衛方面的協商座談。19881221日至23日,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專題座談會,討論教育文化委員會關于高等院校教育投資、教師待遇問題的調查報告。[50]4)圍繞社會治安問題:1996517日,全國政協就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社會治安問題在政協會議廳舉行協商座談會等。[51] 

  20057月到20129月,全國政協連續啟動了11次專題協商座談[52],圍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向民主黨派、無黨派等人士征求意見。11次專題協商幾乎涵蓋了這一時期國家的所有重大戰略,其中既有涉及國家發展總體規劃的專題協商,如:“圍繞‘十一五’規劃和2020年遠景目標綱要編制的若干問題”建言獻策的協商;“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為主題的協商;以“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為主題的協商;也有涉及地區發展戰略的專題協商,如:以“推進西部大開發”為主題的協商;以“加快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開發與建設,推進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為主題的協商;還有關系國家重大經濟政策的協商,如:以“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脹,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主題的協商;以“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為主題的協商;以“著力擴大內需,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為主題的協商。既有國家文化、科技發展戰略的協商討論,如,主題為“以文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國家軟實力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協商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協商;也有圍繞“社會管理”展開的協商座談,如:主題為“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協商等通過以上協商座談,廣泛征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意見還建議,發揮人民政協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繼承建國初期“雙談”傳統和反思“文革”教訓基礎上,“協商座談”的“雙談”傳統得以延續,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通過這一方式,充分表達對黨和國家政策的意見建議,為“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及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建設的各方面建言獻策、貢獻智慧和力量,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中共十八大后“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創立及對“雙談”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2012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53]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對協商民主做出重要部署,明確提出“增加協商密度,提高協商成效”[54]的新要求。為此,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繼續探索專題協商的實現形式,在充分征求各民主黨派、各專門委員會意見建議、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建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1966年停止到2013年的重啟,時隔47年,雙周座談會這一在文革開始后淡出政治舞臺的參政議政重要渠道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 

  2013918日舉行的全國政協第六次主席會議上,主席團審議通過了《政協全國委員會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雙周協商座談會”主要采取專題協商座談會的形式,座談的內容主要是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等。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在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充分發揮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作用,緊緊圍繞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和貫徹實施獻計出力,發揮了其“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對19504月至19667月舉行的百余次“雙周座談會”的繼承、創新和發展,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若干次政協重要會議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全國政協創造的各種協商形式的集成。 

  從繼承的角度看,“雙周協商座談”繼承了“雙談”神仙會的優良傳統,與會人員圍坐在一張橢圓形的會議桌旁,發言不分主次,允許現場插話,允許交鋒,沒有穿靴戴帽,沒有空話套話,直奔主題,講問題、談看法、說建議。目的讓大家暢所欲言,把問題談深談透,從而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形成更加科學有效的政策建議。 

  從創新的角度來看,“雙周協商座談”與歷史上的“雙談”相比又有所不同,并有所推進,主要表現為: 

  1.規模更小、專業性更強。建國初期的“雙談”以參加政協全國委員會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為主體,主要目的是溝通思想,強調學習與溝通。從參會人數來看,雖然規定參會人數“以住京者為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團體出席雙周座談會代表之人數,經各參加單位協商決定,但每一單位至多不超過五人”[55]于未能有效控制參會人數,曾經出現過一場座談會有200多人參加討論的情況。,而“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每次座邀請20人左右。從人員構成來看,參會人員主要是與座談會主題相關的委員,其中大多數是相關領域的知名專家。有時還邀請中共中央、國務院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到場,以打通政協與政府部委、黨內與黨外的溝通渠道,以推動建言獻策成果轉化。討論后,經報請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各民主黨派中央。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具體組織實施。這種小規模的座談,每次都聚焦一個問題展開座談交流,參與者也是有備而來,有的放矢,絕不空談,座談質量明顯得到了提升。 

  2.主題更加豐富。雖然兩者都是圍繞著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問題進行協商座談,但隨著國家建設發展階段的變遷,以及政協地位和作用的變化,座談的主題也由建國初期以“時事政治”為主,組織民主黨派學習和思想改造,以及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過渡時期總路線等問題的探討,演變為改革開放后對國家經濟發展、深化改革、環境保護、科教文衛、社會治理、司法公正等問題的探討。這些反映國家和社會發展新元素內容的增加,體現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代領導集體全面深化改革、切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建設的一系列重大舉措。 

  3.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的“雙談”曾經兩度停止活動,“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完全停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雙談”傳統得以延續,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每年召開的次數也屈指可數。除去政協各個專門委員會內部的專題座談外,以全國政協名義舉辦的“專題協商會”自2005年第一次舉辦至201210月,也舉辦了11次。而根據2013年通過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雙周協商座談會”則是一般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舉行20次左右。[56]201310月重啟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至201412月已經召開了24次,基本做到了有序規劃,按期舉行。而且雙談每年年度計劃安排由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后,都需經報請中共中央正式批準,主題選擇則都緊扣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課題、研究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這一要求,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結束后,政協會將各方意見會形成一個信息專報,遞交相關決策部門。每一份信息專報都會很快得到反饋。從會前主題的選擇,到座談會后的信息專報,再到中央領導的重要批示,以及相關部委的及時反饋,“雙周協商座談會”顯示出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發展趨勢。“雙周協商座談會”已經成為一個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重要協商平臺。 

  “雙周座談會”作為新中國政治協商的重要渠道,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幾經沉浮,既見證了人民政協制度從“代權力機構”到“統一戰線組織”再到“中國特色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成長歷程,也參與了新中國建立初期鞏固新生政權的斗爭,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改造及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文革”的十年浩劫,以及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不斷推進過程。在此過程中,“雙周座談會”及其與之相關的協商對話機制,成為展現新中國上層政治活動的重要平臺,也成為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共產黨凝聚共識、共商國是的重要載體和紐帶,在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建設的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雙周協商座談會”在繼承“雙談”傳統基礎上,著眼于新的時代、新的實踐,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理論創新,必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 100009 

  (責任編輯 朱昌裕) 

  該文發表于《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7 


  [1]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了以下工作機構和工作制度:1.各工作組;2.工作會議;3.雙周座談會;4.學習座談會;5.秘書處。參見《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53-54頁。 

  [2]鄭萬通:《人民政協六十年的光輝歷程和重要啟示》,《人民政協報》2009917日。 

  [3]牛旭光:《鄧小平與新時期人民政協》,《人民政協報》200482日。 

  [4]代表性的僅有:林懷藝:《“雙周協商座談會”的產生與發展》,《理論探索》2014年第4期;張西洛:《“雙周座談會》,載余瑞英主編:《風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姚儉建:《政協專題協商方式的探索與啟示》,《人民政協報》2014423日。 

  [5]《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等五十五人發表對時局意見》,《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紀事暨資料選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216頁。 

  [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第676頁。 

  [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頁。 

  [8]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著:《統一戰線100個由來》,華文出版2010年版,第79頁。 

  [9]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報》2014920日。 

  有關“雙談”的起源,有兩種意見,一是起源于重慶,據記載:“這種雙周座談的形式,濫觴于重慶,以后便成為我黨運用的、為黨外人士所熟悉的統一戰線政治活動的一種普遍運用的好傳統、好形式。” 參見《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5廣東人物篇》(),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73頁)二是起源于香港。郝在今認為,雙周座談會最早起源于香港,是在各民主黨派之間進行的一種協商方式。“五一”口號發出前,中共香港分局統戰委員會就向各民主黨派駐港機構倡議舉辦雙周座談會,大家一起討論交流。中共發出“五一口號”后,雙周座談變成連日座談,51日、52日,兩天連續討論,各黨派領袖積極發言。參見郝在今:《協商建國 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7年,第24-28頁。 

  [10]其排列如下:(1)中國共產黨,(2)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中國民主同盟,(4)民主建國會,(5)無黨派民主人士,(6)中國民主促進會,(7)中國農工民主黨,(8)九三學社,(9)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2]雙周座談,顧名思義是隔兩星期開一次會,但實際上,卻往往按需要提前或推后。 

  [13]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著:《統一戰線100個由來》,華文出版2010年版,第79頁。 

  [1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2頁。 

  [15]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報2014920日。 

  [16]《統一戰線100個由來》,華文出版社,2010年,第79頁。“雙周座談會”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對話機制,深入人心,影響深遠。雙周座談,顧名思義是每兩星期開一次會,但實際上,卻往往按需要提前或推后。在后來由雙談改為不定期再改為每周舉行一次時,人們仍習慣上稱這種座談會為“雙周座談會”,“文化大革命”前的歷史文獻中也這么指稱。 

  [17]《統一戰線100個由來》,華文出版社,2010年,第80頁。 

  [18]《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報》2014920日。 

  [19]張西洛:《雙周座談會》,載余瑞英主編:《風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87-89 

  [21]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2013年,第656頁。 

  [22]《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157頁。 

  [23]《統一戰線100個由來》,華文出版2010年版,第79頁。 

  [24]“神仙會”是一個形象化的用語,其實質是用和風細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而達到明辨是非、提高認識、改造思想、加強團結的目的。“神仙會”是用“三自”和“三不”辦法來體現這種精神的一種會議形式。“三自”,即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用“三不”來保證“三自”,用“三自”、“三不”達到敞開思想、講心里話、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神仙會”就是創造一種條件,使那些思想上有顧慮的人,能夠解除顧慮,敞開思想,并在集體的幫助下,達到提高認識、自我改造的目的。“神仙會”是首先從工商界開始采用的,隨后很快便在各民主黨派中開展起來。參見《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第165-167頁。 

  [25]《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第291頁。 

  [26]《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雙周座談會 暢談“神仙會”“‘百家爭鳴”諸問題》,《光明日報》1961315日。 

  [27]《各界社會人士熱烈歡迎“神仙會”》,《光明日報》1961516日。 

  [28]各黨派負責人舉行雙周座談會”,《人民日報》196261日。 

  [29]“各黨派負責人舉行雙周座談會統戰部副部長徐冰談當前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光明日報》1962629日。  

  [30]“各黨派負責人舉行雙周座談會 討論加強民主黨派工作問題”,《光明日報》1962714日。 

  [31]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401頁。 

  [32]《黃炎培日記》16卷(1962.7-1965.12),華文出版社,2012年,第79頁。 

  [33]《黃炎培日記》16卷(1962.7-1965.12),第81頁。 

  [34]“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雙周座談會研究進一步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光明日報》1964112日。 

  [35]“在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雙周座談會上”,《光明日報》,1961512日。 

  [36]《黃炎培日記》16卷(1962.7-1965.12),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頁。 

  [37]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頁。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頁。 

  [39]政協章程和政協章程修正案學習讀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頁。 

  [40]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頁。 

  [4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205頁。 

  [42]全國政協工作組辦公室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工作組資料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6頁。 

  [43]牛旭光:“鄧小平與新時期人民政協”,《人民政協報》200482日。 

  [44]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頁。 

  [45]人民網 中國政協新聞-政協大事記 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3/2633617.html 

  [46]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頁。 

  [47]人民網 中國政協新聞-政協大事記 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3/2633617.html 

  [48]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411頁。 

  [49]吳迎春、陳曉鐘:“研討東南亞金融危機情況下我國經濟發展 中央統戰部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 溫家寶出席會議并講話”,《人民日報》1998529日。 

  [50]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頁。 

  [51]人民網—中國政協新聞——政協大事記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3/ 

  [52]“專題協商”通常是指通過政協組織提供平臺,以會議為主要形式,讓政協界別或政協委員就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某一重要問題,在深入調研基礎上,與政府及相關部門負責人直接進行協商議政的形式。 

  [53]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光明日報》20121118日。 

  [54]“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光明日報》20131116日。 

  [55]其排列如下:(一)中國共產黨 (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中國民主同盟 (四)民主建國會(五)無黨派民主人士(六)中國民主促進會(七)中國農工民主黨(八)九三學社(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56]“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小支點 大舞臺”,人民網-中國政協新聞網http://cppcc.people.com.cn/n/2014/0918/c34948-25689226.html 

  *該文入選2014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辦的“紀念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理論研討會”。 

  *劉維芳:(1973— )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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